当前我国各地积极推动的公共数据中心建设，在为公共数据资源储备以及进一步的流动交换准备技术性条件的同时，各个公共数据中心在运营中建立起的相关标准、指南和规范性文件，为公共数据开放奠定了可信赖的规范基础。
[39]参见许宗力：《比例原则与法规违宪审查》，载林山田教授退休祝贺论文编辑委员会编：《战斗法律人》，台湾元照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25页。1．比例原则的逻辑起点是人权保障 在自然状态下，人们的生活很不稳定，有不断受到侵犯的危险。
四、比例原则在立法中适用的具体展开 前面已对比例原则在立法中适用的法理基础和价值功能做了论述。在我国，立法虽然没有被纳入司法审查范围之中，但这并不代表着比例原则在立法中适用就是缺乏制度空间的。这个范围设置得明显过宽，可能耗费的成本会远远超过其所追求的目的效益，尤其是三星级以上宾馆、各类大型广场、步行街等区域，完全没有必要，存在杀鸡取卵之嫌。比例原则在立法中适用不会引发方法上的冲突，相反，比例原则的教义学功能还可以使立法中利益衡量的过程更加合理化、利益衡量的内容更加具体化，继而促使诸种相互冲突的利益及法益间的和谐均衡。这种认知存在偏颇之处。
至于对相对人权利侵害的大小，禁止乞讨明显是一个侵害最大的手段。[20]参见蔡宗珍：《公法上之比例原则初论---以德国法的发展为中心》，载《政大法学评论》1999年第62期。[55] 参见王毛路、华跃：数据脱敏在政府数据治理及开放服务中的应用，《电子政务》2019年第5期，第94—103页。
文章来源：《法学家》2022年第5期。（三）涉及个人信息、商业秘密或者保密商务信息的……同时，该条第2款又规定了禁止开放的例外情形，即涉及个人信息的公共数据经匿名化处理、涉及商业秘密、保密商务信息的公共数据经脱敏、脱密处理以及上述三类数据指向的特定主体依法授权同意开放的情形下可以列入受限开放或者无条件开放数据。《浙江省公共数据开放与安全管理暂行办法》第21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通过公共数据平台向公共数据主体提出意见建议，公共数据开放主体应当在10个工作日内处理完毕：（一）公共数据开放目录确定的开放属性不符合法律、法规、规章以及本办法规定……以此为例，该地在开放目录制度构建中考虑到了政府可能出现的裁量权滥用情形，设定了社会主体的监督机制。细化规则将自由裁量空间压缩到最小并没有产生卓越的管理，相反，它产出的是管理的负担。
另一方面，裁量权限制是保障社会主体权利的必然。在开放原则下，从主动开放、依申请开放、不予开放的开放类型入手，在确立数据开放的基本原则下，可以通过建立两端缩小，中间引导的权力控制机制。
例如《山东省公共数据开放办法》第8条第4款规定：不予开放的公共数据经依法进行匿名化、去标识化等脱敏、脱密处理，或者经相关权利人同意，可以无条件开放或者有条件开放。考虑到涉密和敏感个人数据的特殊性，有必要在数据开放中建立个人数据分级分类处理机制。诚如威廉·韦德（H. W. R. Wade）所言：法治所要求的并不是消除广泛的自由裁量权，而是法律应当能够控制它的行使。涉密和敏感数据的处理具体需要达到何种程度才可公开由政府把握，即例外开放的口子开到多大由政府进行裁量。
[56]通过建立分级分类制度和脱敏处理标准相配合，可以提前划定敏感和涉密数据范围以及将数据处理制度化，压缩政府处理敏感和涉密数据的裁量空间，避免裁量怠惰产生的一刀切现象，以规避此类数据泄露可能带来的后果。不同于后两者中的数据，依申请开放的数据既不具有重点领域数据那样急迫的现实需求，又无涉密和敏感数据那样强烈的利益保护，而是介于两者之间。自2012年全国首个政府数据门户网站上海市政府数据服务网上线运行以来，至今全国已有超一百个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二、数据开放范围行政裁量权的实践问题 服务行政的多样化、及时性客观上要求政府在数据开放上有较大的裁量空间，从实践运行的角度来看，行政裁量权则涵盖了从数据开放事前准备到事后救济的全过程，在开放的内容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数据开放目录制定中对数据资源分类的裁量权。
不同意开放的，说明理由并提供依据。三、控制数据开放范围裁量权的行政法治进路 英国法学家戴雪（Diecy）主张：凡有裁量权之处，便存在专断空间。
[54] 《数据安全法》提出国家建立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第2条），这势必将对实行国家层面或地方层面统一的数据分级分类标准以及据此建立政府数据开放的分级分类处理机制产生重要推动影响。作为顺应大数据时代要求的制度创新，数据开放改变了传统政府的管理角色，走向了寻求更优数字治理效果的功能主义制度建构思路。
（三）中间的裁量行为引导：完善依申请开放制度 作为差异化开放的产物，依申请开放或称有条件开放，其数据类型存在于法定主动开放和法定不予开放之外，具有相对广泛的操作空间。[13]而政府数据开放又具有不同于以往公共服务的显著特征：一是其所满足的是作为更高层次的发展需求。换言之，如果说对待粗暴之手应当时刻监视和保持警惕，采用硬性手段加以限制，防止其脱离预先轨道给社会造成损害，那么对于温柔之手则更多持宽容态度。由于脱密、脱敏处理是涉密和敏感数据开放的前提，因而这一权力实际上是政府是否就特殊数据开放开口子的裁量权力。这表明法律中对于政府数据开放的豁免范围并没有特殊的安排，而是选择适用其他法律制度中的有关规定。相比信息公开的复议、诉讼等救济途径，这种监督仅存在于行政机关特别是制定开放目录的本机关内部，并且对其处理结果的后续监督也并未作出规定。
如果说对于干涉行政的约束是为了防止其沦落为最坏的政府，对服务行政的相对宽容则是鼓励其成为最好的政府。该规定并未对申请开放数据作任何限制，从文义上理解数据开放的申请条件是相当宽泛的，也即任何公民或者组织对于属于依申请开放类型的数据均可以提出开放申请。
正如托马斯·杰佛逊（Thomas Jefferson）所说：在权力问题上不是倾听对人的信赖，而是需要用宪法之锁加以约束，以防止其行为不端。[34]在明确数据应当开放的同时规定例外情形，无疑是在这种保障性制度上开口子，实践中这种开口子的裁量权同样被赋予了各级政府。
实践中，政府通过制定数据开放目录可以实现划分主动开放与依申请开放数据的裁量权，具有一定任意性。[33] 在将豁免开放数据范围诉诸法律法规的地方规范中，亦可见豁免开放数据经脱敏、脱密处理后可开放的规定，说明规范制定者已经默认将涉密和敏感数据纳入开放豁免事项
所以我们认为随身码的使用限缩了行政相对人的行动自由权。[39]参见《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第12页。在疫情防控期间这是一个非常严格的规定动作，当事人没有选择出示与否的余地。这并不是单纯地仅仅依靠新的手法即可整理出来结论的。
[16]参见宁园：《健康码运用中的个人信息保护机制》，《法学评论》2020年第6期。当事人除了按照传统特种行业管理出示身份证和其他证件之外，[9]还要出示随身码。
而在这种情形之外，当事人则有拒绝向其他主体出示身份证的权利。当事人在特种行业的管理之下，其权利受到了较为严格的限缩，如入住旅店必须出示身份证，有些旅店还要求当事人出示介绍信。
[11]我国高度重视就业问题，国家从立法、执法等若干方面都形成了有关就业的机制和体制，在行政系统中将就业作为一个重要的工作方面，县级人民政府、市级人民政府、省级人民政府行政职位中都设置了专门管理就业的副县长、副市长和副省长，这使得我国的就业问题基本上实现了良性化。在日常情形下提供饮食服务的那些行业，尤其是餐馆、饭店等是较为典型的餐饮业。
随身码属于私权范畴，它与作为私人的个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随身码的一个分析视角。自主选择权与当事人相关的物质权利和精神权利紧密联系在一起，当事人自主选择的空间越小，他获取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就越小。目前，在餐饮业中究竟如何使用随身码似乎没有统一的规定，但餐饮业中随身码的普遍运用则是不争的事实。餐饮问题是每一个社会公众每日每时都要遇到的问题，在餐饮业中根据环节的不同，提供餐饮方式方法的不同，出示随身码也具有正当性。
随身码及其使用肯定不是行政法治中的一种常态，事实上，在疫情防控结束后，随身码的功能就应当从疫情防控转向公共服务。在十四五规划中也似乎将随身码作为行政法治中的一个常态，它不是可有可无，不会是一时紧一时松，而是常态化地伴随着行政相对人。
餐饮业与公共卫生密不可分，食品安全是公众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所以在有关餐饮业的管理中，随身码的运用也成为常态。随身码并不是以限制行政相对人自由为价值取向的，但不争的事实是，随身码的使用限缩了行政相对人的行动自由权。
在我国新的历史时代下，公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越来越深入，使得一些公共娱乐性活动以及其他公共活动越来越广泛，而这恰恰造成了公共安全和疫情防控中的高风险，所以我国公权主体对此领域的随身码使用更加重视。如果我们将它定性为抽象行政行为，那它应当具有抽象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和抽象行政行为作出的程序规则。
